一、研究背景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尽管各国相继出台环境规制政策，2016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PM10平均浓度仍达43μg/m³，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更揭示空气污染导致逾550万人过早死亡。发展中国家环境风险尤为突出，其污染峰值已超越发达国家历史峰值（UNEP，2018）。这一现实困境引发现代公共治理领域的核心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如何实现有效落地？

政策执行作为政治决策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Pressman & Wildavsky，1973），其研究长期聚焦于发达国家。转型国家语境下，既有研究发现政策目标冲突、上下级沟通机制、程序监督缺失、激励结构扭曲等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效果。当上级政府设定过高政策目标时，地方执行偏差问题尤为突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政策执行面临特殊挑战：地方政府需平衡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等竞争性目标。中国作为典型发展中国家，其环境政策执行呈现出独特的制度逻辑：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Li & Zhou，2005）框架下面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多重目标权衡，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伴随策略性应对。

二、研究内容和发现

地方政府能否有效落实环境政策是成功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关键。既有研究关于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中何时以及为何失效并没有答案，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本研究聚焦中国环保绩效考核政策（EPAP），基于地方层级官员与环境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该政策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EPAP影响地方环境污染治理的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降低了污染排放水平。但污染减排效应呈现非线性趋势，仅在政策考核年度显著，表明地方政府存在策略性减排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减排任务难度越高，策略性减排行为愈加明显。环境专业知识对地方政府策略性减排行为有一定抑制效应。

三、研究贡献

本文从以下方面为现有研究做出贡献。首先，本文拓展了关于政策执行行为领域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既有文献表明，由于缺乏程序监督和多任务压力，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可能表现出策略性行为。然而，很少有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地方环境政策实施的政策分析和实证证据。本文为发展中国家地方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情境分析与实证证据。同时，本研究发现EPAP减少了污染排放，这种减排效应仅在评估年出现，而非评估年则没有，表明地方政府层面在执行环境政策中存在策略性行为。

其次，本文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数据集检验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政策的策略性行为。现有研究大多依赖于访谈和小样本问卷调查，这使得很难检验环境治理中约束性目标的长期效应。本研究构建了独特的地方环境治理数据集，提供了地方执行环境政策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新的实证证据，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策略性执行公共政策的理解。

第三，本文以部分地区EPPA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精准识别了EPPA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因果推断更为清晰。既有文献大多以“十一五”规划为准自然实验，将“十一五”规划作为一个黑箱，识别较为模糊，并且没有排除其他环境平行政策的干扰。而且，地方环境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社会治理成本。本研究为进一步推进发展中国家地方环境治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