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明确要求，“新”“老”基建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老”基建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新”“老”基建未来或将长期并存。如何正确理解“新基建”与“老基建”的关系，统筹二者的时序重点，发挥其融合赋能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往文献往往忽略了“新”“老”基建的协同效应以及作用机理的差异，本文厘清了“新”“老”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外部性特征差异，认为传统基础设施的作用为经济增长中的生产外部性，而新型基础设施的作用为创新研发中的网络外部性，并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转型经济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效应。

第二，本文突破静态研究框架，从动态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路径上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结合地方政府往往更关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现实特征，从“任期约束”的视角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的阻碍因素，并明确了政府变迁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时点选择与经济增长“下台阶”现象的关系。

第三，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征，实证检验了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既丰富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也为政府科学制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

本文在经典的两阶段OLG模型中，分别将传统基础设施的生产外部性纳入最终产品生产函数、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外部性纳入专利研发函数中，并引入创新部门和金融中介，构建了转型经济下的基础设施投资配置结构的理论模型。与过往研究最大的区别是，本文突破静态研究框架，从动态角度研究在经济增长路径上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

此外，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相关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同时，为了从动态路径上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效应，本文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初始条件。

1.转型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效应

本文从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效应，并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1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

推论2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基础设施的生产外部性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外部性，决定了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刺激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从经济目标来看，短期增加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经济刺激效应更强，长期增加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经济刺激效应更强；从创新目标来看，增加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创新激励效应始终强于增加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2.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时点选择

本文还对政府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时点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3 “任期约束”是政府设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时点的关键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关注程度越高、关注期限越短的政府，往往会选择延迟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时点，但这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台阶”现象。

在理论模拟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

在实证结果方面，本文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模型下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均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信贷扭曲会抑制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正向作用，抑制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程度有差异。在经济增长初期，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正向作用受到信贷扭曲的抑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贷市场的逐步完善，信贷扭曲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抑制作用减弱，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愈发明显。

此外，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有所差异。在经济增长初期，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了生产外部性作用，能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降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逐渐下降。创新发展更依靠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因此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于创新发展模型，在不同样本期中，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总是高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说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创新发展的作用显著强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与理论模型的推论一致。

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使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作为信贷扭曲程度的代理变量，同样采用系统GMM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构建转型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理论模型，系统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的作用机理同时，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效果。

基于理论推论和实证结果，本文针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优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推动“新、老”基建投资的协调发展，结合不同区域、不同时点两类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产出相对变化来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

第二，政府应加快推进宏观经济的“深水区”改革，处理好政策引导与市场资源间的协调关系。

第三，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需要多元化，不能单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需要更多地引入市场力量以拓宽投资渠道。